文：舒生
说起《道德经》，很多人会联想到“万经之王”“东方智慧的最高结晶”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过，它是除《圣经》外被译成外文最多的经典。再放眼当下的文化场域，《道德经》却经历着一场奇特的 “造神” 运动。它被解构成领导力圣经、商业秘籍、心灵鸡汤，甚至被奉为解决一切现代性危机的 “万能灵药”。仿佛只要熟读五千言，便能参透宇宙奥秘，游刃有余地驾驭权力与财富。这种将经典万能化、庸俗化的吹捧，看似是尊师重道，实则是对思想的轻薄，是一种逃避独立思考责任的认知懒惰。
我们不禁要问：当一本两千多年前的小册子，被宣称可以无差别地指导现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个人奋斗时，它究竟是智慧的灯塔，还是遮蔽真理的迷雾？对《道德经》的过度崇拜，究竟是文化自信，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奴化？
“道”到底是什么？一个谁都能说两句、谁都不敢说清楚的概念
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：什么是“道”？
《道德经》开篇就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这八个字，读起来很美，可你仔细想想，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？
老子说“道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，“先天地生”“可以为天地母”。可这个“道”究竟是什么？是有意识的造物主，还是盲目的自然规律？是物质性的实体，还是精神性的理念？是存在，还是虚无？
历代学者为此吵了两千多年，也没吵出个结果。
有人说“道”是“无”，有人说“道”是“有”，有人说“道”是“无”和“有”的统一。河上公注说“道”是“自然长生之道”，王弼说“道”是“无形无名者”，朱熹说“道”是“理”……各家各派都能从《道德经》里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，也都无法驳倒对方。
这不是因为《道德经》有多么深不可测，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没说清楚。
你看西方哲学家怎么处理类似问题。亚里士多德讨论“第一推动者”，用了大量篇幅进行逻辑推演；康德讨论“物自体”，先厘清认识论的边界，再小心翼翼地探讨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；托马斯·阿奎那论证上帝存在，洋洋洒洒写了五大论证，每一论证都层层递进、步步为营。
可《道德经》呢？就是一句断言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
为什么“道”能生万物？通过什么机制生？这个“生”是物理意义上的创造，还是逻辑意义上的派生？这些问题，《道德经》一概不答。
这并不是说《道德经》没有价值。它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模糊性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。道家学者可以从中读出自然哲学，养生家可以从中读出修炼法门，政治家可以从中读出治国方略，商人甚至可以从中读出管理智慧。
但问题是：一本什么都能解释的书，往往什么都解释不了。一个什么都能装的口袋，里面其实什么也没有。
这种模糊性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：谁都可以打着《道德经》的旗号贩卖私货。今天有人告诉你“无为”就是佛系躺平，明天有人说“不争”就是以退为进的权谋，后天又有人说“柔弱胜刚强”是让你装孙子等机会翻盘——反正都能在原文里找到依据，也都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
这不是智慧的开放，而是思想的混沌。
独断论的困境：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
《道德经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：全是结论，没有论证。
翻看这部书，你看到的是一连串不容置疑的断言：
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
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
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
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”
“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”
句子都很漂亮，道理似乎也很深刻。但你停下来问一句：凭什么？
凭什么“上善若水”？水“不争”就一定是好的吗？竞争的活力、进取的精神，难道就没有价值吗？
凭什么“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”？苏格拉底一生与人辩论，探索真理，他就不善了吗？鲁迅以笔为枪，针砭时弊，他也是不善之辈吗？
这些问题，《道德经》不回答。它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回答。它站在“天道”的高度俯瞰众生，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示真理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它就是那么说了。
这在哲学上，叫作“独断论”。
康德最早系统批判过这种思维。所谓独断论，就是不经理性论证或经验验证就进行断言的做法。说白了就是：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需要给你理由。
西方哲学史上，这种独断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。但近代以来，从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开始，哲学家们越来越重视论证的环节——你给出一个判断，就必须说明得出这个判断的依据和推理过程。没有论证的断言，在学术讨论中是没有说服力的。
可《道德经》的拥趸们似乎不这么看。在他们眼中，《道德经》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不需要论证，不需要质疑，只需要“悟”。你悟不出来，那是你境界不够；你觉得有问题，那是你理解不到位。
这套逻辑，你熟悉吗？
这和宗教经典的解释方式如出一辙。《圣经》说上帝六天创造世界，你质疑？那是你信心不足。佛经说因果报应，你怀疑？那是你业障深重。
可问题是，《道德经》是哲学著作，不是宗教经典。哲学的基本精神是怀疑和批判，而不是盲从和膜拜。你连质疑都不敢，还谈什么理解？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独断论的思维习惯一旦养成，会影响一个人整体的思维方式。习惯了接受现成答案，就不会自己去寻找答案；习惯了仰视权威，就不会平等地对话和辩论；习惯了“悟”的神秘主义路径，就不会循着逻辑和经验一步步求证。
这不是“智慧”，这是“被驯化”。
“愚民”的老子？反智主义的历史隐忧
如果说前面两个问题还只是思想层面的争议，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涉及实际的社会后果了。
《道德经》有一段话，原文是：
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”
翻译过来就是：古代善于行道的人，不是让百姓变得聪明，而是让他们变得愚钝。百姓难以治理，是因为他们的智谋太多。所以用智谋治理国家，是国家的祸害；不用智谋治理国家，才是国家的福气。
这段话说得够直白了吧？
老子的辩护者会说，这里的“智”不是指一般的知识和智慧，而是指阴谋诡计、投机取巧的小聪明。郭店楚简的“绝智弃辩”也表明，老子反对的是巧言善辩的“智者”而非一切知识。
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。春秋末期，礼崩乐坏，诸侯争霸，那些所谓的“智者”确实在玩弄权术、推波助澜。老子对此感到厌恶，完全可以理解。
但问题是：谁来区分什么是“巧智”、什么是“真知”？谁来界定哪些知识可以学、哪些知识不能碰？这个标准一旦掌握在统治者手里，后果是什么？
历史给了我们答案。
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“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”——这些话在历代统治者的诠释下，变成了一套非常实用的愚民政策。老百姓不需要有思想，不需要有知识，只需要吃饱饭、不闹事就行了。
秦始皇焚书坑儒，背后有这种思想的影子。明清两代的文字狱、八股取士，也与这种“愚民”倾向不无关系。统治者们嘴上说着“独尊儒术”，骨子里对道家的“愚民之术”可是用得很顺手。
当然，也有人为老子辩护，认为他说的“愚”不是真的愚蠢，而是“大智若愚”的“愚”——一种返璞归真的淳朴状态。在老子那个时代，所谓的“知识”多是围绕着权力斗争展开的，确实没什么价值。
这个辩护有一定道理，但它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：就算老子的本意是好的，他的这套说辞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会产生什么效果？
思想一旦离开作者，就进入了公共领域。作者的本意是一回事，思想的实际社会效应是另一回事。《道德经》可以解释得很“高深”、很“纯粹”，但它确实也为历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提供了“经典依据”。
这不是老子的错，但这是《道德经》作为经典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。
还有那句“小国寡民”。老子描绘的理想社会是：“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
对这句话，有学者说这不是倒退，而是高度发达的社会——老百姓用着效率十百倍的机器，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船舰，只是因为治理得好所以“备而不用”-5。
说实话，这个解释有点牵强。老子写作的时代背景是“周文疲弊”，他对当时文明异化的批判是真切的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的文明进步往往是欲望膨胀、争斗加剧的代名词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回到简单质朴的状态。
但这种思路放到今天，你觉得可行吗？
全球化的今天，国与国之间不可能“不相往来”。气候变化、疫情防控、经济复苏，哪一个问题不需要国际合作？科技的进步固然带来了问题，但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科技。回到“结绳而用之”的时代？这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想象罢了。
批判阅读才是正解
写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说：你这不就是全盘否定《道德经》吗？
当然不是。
《道德经》里有辩证法，有对生命状态的深刻洞察，有对人类文明的警世之言。这些价值，不需要否认。可读《道德经》是一回事，把它奉为“万经之王”、以为其中包含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智慧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最大的问题不在于《道德经》本身，而在于我们对待它的方式。
我们把一部充满独断论的古书当作思维的最高准则，把“不辩”“不争”当作处世的金科玉律，把“愚民”“绝智”包装成高深的智慧。这不是在开启民智，这是在消解理性。
《道德经》从神坛上请下来，并非否定其价值，而是为了恢复其作为思想文本的真实面貌。我们需要的不是盲目的崇拜，而是清醒的认知。真正的智慧，不是对一本古籍的顶礼膜拜，而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，用理性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。
批判地读，质疑地读，带着问题去读。读完之后，合上书，用自己的脑子去想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《道德经》值得一读。
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本“神书”、一部“天启”，那还不如不读。
参考资料：
李后强：《道德经》的正效应与负效应——历史价值与当代反思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，2026年
舒生：《道德经》全是独断论，不能批判阅读还不如不读！搜狐号“读书人的精神家园”，2024年
尹振环：楚简《老子》“绝智弃辩”思想及其发展演变，哲学中国网
叶秋冶：老子的“小国寡民”是落后社会吗，《文史天地》2025年第1期
是“反智主义”还是“大智若愚”，《道可道》201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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